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总部最初设在檀香山，后来迁到纽约。最多的时候在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菲律宾、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设有14个分会。1947年以后，太平洋国际学会不断受到“亲共”的指控，1952年又被美国参议院指控为应对“丢失中国”负责。学会也因此失去了合作者和财政援助，只好于1960年宣布解散，前后共存在了35年。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会，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创始国之一。从1925年参与发起太平洋国际学会到1950年宣布退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共存在了25年的时间。这25年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变化，太平洋国际学会也直接参与到了这场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当中。学会最初因宗教的热忱而得以成立并发展，之后又因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受到政府的重视而兴盛，最后又因所谓“共产主义渗透”问题而解散。从学会的性质及其立场来看，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体经历了宗教化、民族主义化及意识形态化三个时期。试分而述之。

一、宗教化时期：1925—1930

自1925至1930年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一直处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和控制之下，是为学会的“宗教化时期”。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早期的宗教色彩并非偶然的、独特的现象，而是当时所有各国分会的共同特征。这是因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得以成立的最初的源动力就是来自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热点逐渐由近东移到了远东，世界的舞台也逐渐由大西洋搬到了太平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新的“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与此同时，源于一种新眼光的世界潮流也兴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层面的国际关系通常由政府垄断，而经济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则由私人或企业进行。但是战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经济和文化事务，同样私人也开始进入以前神秘的政治和外交领域。一些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也确立了，比如公开外交、自决、公理等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青年会决定发起一次会议，讨论太平洋国际间各种问题，以期能够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并求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此议由檀香山商学界领袖提出，与美、中、日等相关国家的名宿磋商之后联合发起，并于1925年7月在檀香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把该会的名称定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并设立永久机构，总部设在檀香山，各国设立分会，每两年集会一次。这便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由来。

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参与其事的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成立时，即采取不参预政治的立场。但到1920年代，中国的基督教不仅面临着五四以来科学对宗教的挑战，也面临着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下反教活动的冲击。基督教内部要想稳定，同时又能赢得国内同胞的接纳，就必须有所改变。时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余日章遂顺应时势，提出了他的政教观。他认为，基督徒并非不能爱国或必须放弃公民的责任，而是应该做一个最高尚的爱国者与最完美的公民。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基督徒以国民身份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以增进国际间之善意与种族间的谅解。在他看来，“一国之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当檀香山商学界领袖倡议召开太平洋各国青年会会议时，余日章立即响应。1925年2月间，余日章、朱成章二人，召集上海各公团，推选委员30余人，组成中国筹备委员会。其中又推选执行委员7人，担任筹备执行事宜。他们是：余日章（主任）、赵晋卿（副主任）、黄任之（副主任）、方椒伯（司库）、许建屏（书记）、唐俞庆棠和朱经农。到5月底，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这便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发起之经过。

1925年7月1日至15日，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大会，也即是学会的第一次年会在檀香山举行。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夏威夷、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和美国九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由于日本强烈反对美国1924年通过的排外法案而使移民问题备受关注，总共36次圆桌会议中有17次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其它的议题有：文化接触，包括教育和宗教，7次；工业和外资，6次；中国的对外关系，4次；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关系，2次。由于是第一次会议，所有的议程都是临时决定的，中国的一些外交问题也讨论到了，但还不是兴趣的中心。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就是证明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坐到一起，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就有争议的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会议拟定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规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它法团，完全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与安宁也。”为了表明学会的独立性质，在这次会上，所有的会员都以私人身份与会。同时，学会的讨论也集中在文化和经济问题上，尽量避免涉及政治问题。

檀香山会议之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得到学会总会的支持和帮助。1926年6月，学会总干事梅勒(Merle Davis)访问了上海和北京。在上海他会见了中国分会的会员和20多位中国各界的领袖级人物。在北京他会见了大批中国名人，其中有范源廉、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同时梅勒还广泛接触了中国最好的学术机构，访问了清华学校、燕京大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并与这些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梅勒此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分会的发展，许多名人纷纷加入学会。

1927年7月15日至29日，学会又在檀香山举行了第二次年会。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有二点。一是英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二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也引起了调整列强与中国关系的紧迫性。这两个新因素的出现导致了会议议程的改变。按照原定的计划，本次会议的议题是：一、文化与教育问题；二、种族与移民问题；三、工业与外资问题；四、外交与政治问题。四者之中尤以文化与教育问题为重要。不料英、美两国的会员，在太平洋东岸会齐上船赴会的途中，便在船上把预定的会议议程完全改变。他们决定把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与太平洋国际关系作为会议讨论的重点。由于五卅运动后中国反英情绪激烈，当时中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与英国处于对立地位，所以会议的讨论集中在中英关系上。总共29次圆桌会议中有12次是讨论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中英关系的。此外，文化问题5次，工业与外资问题3次，移民、人口与食品问题8次，太平洋托管地1次。此后，“中国问题”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讨论的中心问题。

1928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改组，分设高级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高级委员会的成员是：余日章（主席）、赵晋卿、方椒伯、徐新六、王云五、刘鸿生、陈立廷、朱经农、刘大钧、俞庆棠。全国委员会由20人组成，他们是：唐绍仪、蔡廷幹、梁启超、熊希龄、周作民、宋庆龄、孔祥熙、曹云祥、伍朝枢、陈光甫、刘鸿生、宋汉章、温世珍、张伯苓、颜惠庆、严范孙、蔡元培、黄炎培、孙仲英、徐庆云。尽管这份名单中有一些非宗教人士，但实际负责其事的仍是青年会中人。

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日本京都举行。其时中英、中日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本来五卅惨案后中国人的反英情绪激烈，在前二次会上，有关中国的治外法权、关税自主和租界的收回等问题，英国都是中国辩论的对象。但自1926年英政府发表对华宣言，英国对华态度即趋缓和。加之在第二次会议上，英国代表表示英国绝对不会对中国采取干涉政策，并且极愿中国解除不平等条约束缚。英国愿与中国竭诚磋商，或俟统一政府成立，或与各方面的事实政府协商解决，都无不可。英国也愿与中国单独进行，不必等到与其它列强共同行动。英国的这一态度令中国的与会代表“惊异而同时感觉愉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代表在会上表现出的沉默和含糊的态度，令中国代表“感觉不快。”加之日本相继在山东、东北制造事端，企图阻挠中国统一，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取代了五卅后的反英情绪。自此东三省问题渐为世人所注意，“满洲问题”也就成了第三次会议讨论的焦点。在全部42次小组讨论中有21次是讨论满洲问题的。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机器文明与传统文化”、“工业化及人口食粮问题”、“太平洋外交问题”等。

二、民族主义化时期：1931—1945

京都会议后，由于学会讨论的重点转移到中国问题及中日关系问题上，学会的影响渐渐扩大，因而也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宗教的色彩越来越淡。1931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使中国分会彻底摆脱了过去的宗教化时代而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化的发展时期。

上海会议从筹备到召开经过了一段曲折。先是1931年2月2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宣布杭州为会议地点，其理由是杭州“远离政治中心，但又很方便，”而且杭州“具有历史魅力和现代精神。”不料，到5月下旬的时候，北京的东方问题讨论会发表宣言，反对会议在杭州举行，理由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御用机关，”中国分会的会员是“迎合帝国主义的走狗。”东方问题讨论会的宣言一出，南京亚洲文化协会及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杭州市党部、南京市党部等纷起附和。更有人宣称，若会议在杭州开会，将有“忠实党员及高丽革命青年，组织铁血团，携手枪炸弹赴大会助兴。”为了确保会议顺利进行，蒋介石于1931年9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讲，批评了那种反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论调。他说，“太平洋国际协会此次在华开会，其发动固多出于青年会中人，惟正式邀约，则系出之政府。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决无宗教意味存于其间。”“太平洋国际协会，系由各国国民自动的推选代表组织而成，实非各国政府之机关，其目的也在以国民资格，集合研究国际间各种矛盾问题，进而提出适当之方法，以期相互谅解，联络各国国民间之感情，并非某国藉以侵略某国之工具。此种团体，吾人不惟不宜反对，并宜充分赞成及奖励，以促进我国国民外交与民族运动之成功。”此后，反对之声渐息。

不料就在蒋介石发表演讲4天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分会遂致电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要求会议延期举行。同时日本分会也要求会议延期并改在第三国举行，并且表示如果在中国开会，日本会员将不出席；如大会不顾日本会员出席与否照常开会，日本分会将退出太平洋国际学会。经过中日代表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几度磋商，双方最终都同意按照原计划如期开会。不过为了减少中日间民气冲突起见，会议地点由杭州改为上海。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会议最终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菲律宾、美国和荷兰九国代表。会议的议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修改后的议程为：（一）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关系；（二）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关系；（三）食品和人口问题；（四）太平洋地区的附属地和土著；（五）文化和社会关系；（六）移民和种族问题；（七）劳工和生活水平问题。不过，在会议的实际进行中，“满洲问题”仍是讨论的中心。日本会员认为，满洲事件与国联盟约或凯洛格非战公约（Kellogg Pact）无关，纯为和平或自卫起见，日本军队的行动只是为了保证条约的权利，日本随时准备与中国谈判解决当前面临的争端及争端背后的问题。中国会员表示不能接受日本的“防卫”理论，并指日军在满洲的行动是侵略。中方坚持通过国际联盟的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领土上撤军。只有侵略军完全撤走之后，才可能与日本进行谈判。

在上海会议召开前，中国分会的领导层进行了改组。余日章因病辞去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职务。中国分会遂决定请颜惠庆顶替。颜惠庆提议组织主席团，他愿为主席之一，但会议之后他不愿担任中国分会主席。加之颜惠庆很快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中国分会遂选举胡适为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在会前的筹备会议上，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正式颁布了学会的章程。章程规定“本会定名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英文名称是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本会的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国际问题，努力国民外交，增进各民族间友谊及谅解。”会址设在上海敏体尼荫路123号。此外，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改组了领导机构，设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共15人，他们是：徐新六、余日章、周诒春、陶孟和、刘湛恩、胡适、丁文江、吴鼎昌、刘大钧、何廉、张伯苓、陈光甫、刘鸿生、吴贻芳、陈立廷。另设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8人，他们是：胡适（委员长）、吴鼎昌（常务委员）、刘鸿生（书记兼司库）、陈立廷（主任干事）、徐新六（副委员长）、刘湛恩（常务委员）、何廉（研究主任）、刘驭万（副主任干事）。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领导权已经从青年会手中转移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中。

胡适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后，极力在学会中推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在上海会议开幕时，他说，“我们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对于我们的问题和工作的性质，当有一种明白的谅解。这些问题，是各国和各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为这些国家和民族着想，为了一个民族或为了许多民族着想。这是最神圣的信托，但也是最危险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华人圣贤的口吻说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只能祛除偏见去负这神圣的责任。”到1933年8月14日至28日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次年会上，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一思想，并用它来解释太平洋学会的法则。他把学会的法则归纳为二条。第一条就是，当太平洋学会开会时，会员不应该把自己仅仅看作是某一个国家的代表中的一员，而主要应该看作是学会的一员。这对于会员摆脱国家的偏见，用其它国家人们的观点来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必要的。如果一位会员在会上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那么他离开会议以后也决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和发言。他所说的第二条法则是，当开会时，会员应该尽力以科学的态度去思考。所谓科学的思考就是负责任的思考。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提倡的理论或他支持的学说可能产生的后果想清楚，并准备使自己在道义上和思想上对这些后果负责。由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班夫会议为避免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对当时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中日问题尽量避免讨论，结果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只限于“太平洋之海上军备”、“税则与贸易之限制”、“菲律宾独立问题”及“美国禁止东方人入境法”等，导致会议显得毫无生气。

然而，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扩张也威胁到了英美各国的利益。就在这种背景下，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1936年8月15日至8月29日，学会第六次年会在美国玉斯美公园（Yosemite Park）举行，胡适第三次率团出席。苏联首次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胡适在会上一改前两次会议上对日本的温和态度，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的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有其它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任何行动才不会遇到抵抗。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寻求外援。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学会的工作暂由刘驭万负责。1939年底，退职后寓居天津的颜惠庆出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主席，主持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总部也迁往香港，地址是：C/O China I. P. R. 10 Peking Road, Kowloo, Hong Kong[香港九龙北京路10号]。 1939年11月18日至12月2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七次会议在美国弗吉尼亚比奇（Virginia Beach）举行。其时中日之间的战争已持续了三年多，欧洲的战争也已有三月之久。尽管受到了战争的影响，颜惠庆还是率领一个由十个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一、中日双方的立场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形势；二、列强在远东冲突中的政策与利益；三、远东调整的可能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颜惠庆表示，中国人民已决心继续进行自卫战争，直至日本军阀意识到其对华企图绝无实现之可能为止。同时中国对于各民主国家，尤以美国对华之同情深表感谢，更望此种同情能早日转变为对华之具体援助。

随着中日冲突的不断升级和其它国家的卷入，超派别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通常与会的各国代表团都会在会前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在会上提交的议题和看法。会后要向政府发电，汇报会谈的情况。与会者都把会场当作了代表各自政府进行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地方。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会别无选择地强化了与政府的关系，整个学会卷入了反法西斯事业。美国分会的官员韦尔伯(Ray Lyman Wilbur)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学会的官员和职员都相信，战争的形势赋予学会的研究和对局势的讨论一种新的重要性。这些活动是为民主而战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民迫切的任务就是彻底进行战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其它轴心列强。他们的失败是远东和其它地方和平的前提。太平洋国际学会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承诺‘中立’。相反军事侵略无视其他人们的权利，与学会代表的一切原则相背离。为了支持这一目标，美国分会承诺尽其所能。……学会经过多年的努力，致力于建设一个知识团体和培养一批对远东有广泛理解的人，现在是做出贡献的时候了。”

为了更好地与政府保持联系，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和美国分会理事会于1942年联合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以便与盟国政府接触。同时一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加入学会，一些重要的学会官员则直接参加到与战争相关的活动中。1942年，蒋梦麟接替颜惠庆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主席一职。是年12月4日至12月1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次年会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屈布兰（Mont Tremblant）举行。施肇基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成员国都已卷入了战争。会议的议题是：一、盟国，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可以联合或单独采取何种步骤，以帮助战争之彻底进行，实现种族、政治和经济之平等与幸福？二、对上述问题讨论所得之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又是以何种方式，可以成为战争期间和战后盟国的实际计划之基础？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各国间的合作，没有政府的参与，讨论会变得不切实际。为此，学会违背了以前的做法，首次邀请政府官员以私人资格出席了会议。这样，学会的民族主义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经特别明朗，胜利马上就要来临了。战后如何处置日本及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问题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最关心的问题。为此，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45年1月6日至1月17日在美国弗吉尼亚温泉（Hot Springs）举行了第九次年会，蒋梦麟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具体讨论以下问题：一、1944年最有意义的进展是什么？它对于盟国之间的关系、建立持久和平的基础以及增进太平洋地区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有何意义？二、日本战败的影响是什么？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对日政策？对日政策之原则应如何加以具体的表述？三、战后太平洋地区将存在何种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应如何着手加以解决以便加快经济恢复并保证持续增长？四、战争是以何种方式影响到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和种族关系？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善这种关系？五、提高附属地人们的福祉并帮助他们走向自治涉及哪些问题？应采取何种方法和政策？六、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机构应如何设计以便保证这一地区的持久和平？会上，蒋梦麟把中国的立场概括为三条。一是完全彻底地打败日本；二是太平洋各国相互信任与合作；三是迅速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中国所提出的这三条希望后来都全部落空。

三、意识形态化时期：1946—1950

尽管战争使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分会处于混乱状态，但战后许多人还是对学会的前途非常乐观，因为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曾一度对学会表现得非常友好，一些著名的人士甚至加入学会。如1946年美国分会就吸引了前陆军部长贝克（Pear Buck）、前国务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副总统华莱士（ Henry Wallance）加入它的理事会。人们有理由相信，一种新的太平洋秩序即将出现，学会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鼓励下，学会的领导层一致决定恢复学会传统的运作模式。1946年初，霍兰德（William Holland）出任学会总干事。他采取鼓励、支持和访问的方式帮助许多在战争期间中断了的分会恢复活动，同时又使学会的会议及研究出版工作继续进行。 也就在1946年，胡适自美返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主席一职又由胡适担任。

然而，战后的世界毕竟不同于战前了。学会再也无法创造出以前的那种氛围。战争结束不久，太平洋国际学会就因所谓“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信任危机。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导致了大量对与学会有关的个人及学会本身的指控，中国分会也卷入其中。受此影响，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进入了意识形态化时期，并因这种意识形态化而导致了学会的解体。

所谓学会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那种基于冷战思维而对学会的“亲共”倾向加以指控。所谓的的“亲共”问题其实就是抗日战争期间主张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抗战期间太平洋国际学会内部的确有一些人同情中国共产党，并主张把美国援助的一部分交给共产党。事实上，抗战期间太平洋国际学会总会曾有吸收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参加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的计划。具体负责联系此事的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总会干事、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委员会委员陈翰笙。他在给学会总干事卡特(Edward C. Carter)的一封信中说，“周恩来本人恐怕没有时间担任中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委员会的工作，我敢肯定，他更乐于看到更多的富有才华的年轻中国人在中国太平洋关系学会供职，尤其是在编辑中文期刊方面。下面列出七个人的名字。我敢说，每一个都会得到他的同意。”显然这实际上是周恩来的意见。陈翰笙要求卡特为他提供的这份七人名单保密，因为他并不准备向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提交任何名单。但最后这份名单并未被采纳。

由于美国一直把与苏联的冲突看成是“人类关系中最大的冲突”，当中日冲突逐步升级，中国共产党逐步放弃其政策中的激进方面，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时，美国仍然认定中国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才有所改变。他们觉得一个统一的中国对于抵抗日本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大多数的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都赞成中国的统一战线，尽管他们不一定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他们对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的担心甚于对共产党的担心。其中有些人，不仅主张维持统一战线，还主张援助中国共产党，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和毕森（T. A. Bisson）就是其中的代表。拉氏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主编，1941年7月应罗斯福总统之邀，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一直主张美国应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同时支持中国的统一战线。在他看来，来自俄国或来自民主国家或来自双方对于统一战线的支持，才能使日本溃败，才能使中国保持领土完整和独立。他坚持美国应该支持一个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中国。他说，“我们必须与中国合作，否则就不能在远东建立和平。我们不能干涉中国，否则将毁灭远东的和平。美国人持有的最危险的看法，就是认为美国或其它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力和义务或者迫使中国政府发动一场对付共产主义的内战，或者规定政府与共产主义者和解的条件。”1943年，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干事毕森在该会出版的《远东观察》上发表文章，认为两个中国必定出现，一个是国民党统治的“封建的中国”，另一个是共产党统治的“民主的中国。”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一种土地激进主义，在农村推行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共产主义，而国统区是基于“地主——高利贷体制”（landlord-usurer system）,因此可称之为“封建的”(feudal)。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董显光要求学会总会驻重庆的记者对此作出解释。随后又宣布取消该会免费取得资料的优待。这表明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内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存在分歧。

在抗战后期，美国曾一度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友好的态度。直到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美国仍敦促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蒋介石则“力斥共产党宣传所谓彼等仅为土地改革之民主份子之一说。并谓彼等共产化程度较俄国人尤甚，”要求美国对共产党保持“超然”态度。但是到1944年底，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美国军方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战略、外交方针和宣传政策都追随苏联。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忠诚地支持并遵循苏联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有：一、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苏维埃的民主，而不是“英美意义上的民主”；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由莫斯科发起并领导；三、有理由相信苏俄计划在满洲、朝鲜和华北制造由俄国人主导的地区；四、如果没有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强大稳定的中国就不可能存在；五、为了阻止满洲和华北脱离中国，中国就不能象欧洲那样分为英美军事行动区和苏联军事行动区。这样，美国从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影响的目的出发，主张战胜日本后把满洲归还中国，以帮助中国获得完全的独立和统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最终决定保留日本的天皇，并帮助日本迅速恢复经济，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和日本国内可能出现的革命浪潮。

随着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战时主张援助中国共产党的人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结果导致太平洋国际学会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胡适的积极性大不如前。1946年印度邀请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出席1947年在印度召开的“全亚洲会议”（Inter-Asia Relations Conference）尽管国民党政府方面希望太平洋学会能参加此会，并愿意提供会议经费，胡适还是表示不参加此会。1947年在英国艾汶河畔斯特拉福特镇（Stratford-upon-Avon）召开的第十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中国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了会议。之后，随着美国国内对太平洋国际学会指控的升级，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决定解散。1950年9月18日，胡适在致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吉尔克莱斯特（Huntington Gilchrist）的一封信中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胡适说：

“作为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主席，我很抱歉地通知您和太平洋理事会，自即日起，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决定退出国际太平洋关系研究会和太平洋理事会，并决定不再派代表参加第十一次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的国际会议。我[是]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等地尽可能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和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会员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这一决定的。我代表中国理事会，向太平洋理事会以及各国理事会表示深深的歉意。多年来我们在一些政策和观点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我们结束这种兄弟般友谊。”

按照胡适的政治理念，这种政策和观点上的分歧不应该成为解散学会的理由。真实的原因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相信了那些子虚乌有的指控，对学会的所谓“亲共情结”(Pro-communist Sentiments )非常不满。这样的结局，也算得上是悲剧性的了。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退出后，美国国会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指控不断升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指控拉铁摩尔为苏联间谍。为此美参议院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太平洋国际学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认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应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负责。尽管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反共思潮的背景下，人们大多相信了这些指控。对学会的支持减少了，原来支持学会的洛克菲勒基金和卡内基基金都撤走了，一些国家的分会宣布脱离或解散。这样继续努力维持学会已经毫无意义了。1960年12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正式宣布解散学会。2个月后，美国分会理事会也宣布解散，太平洋国际学会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作者简介：欧阳军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本文刊发于《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8期，参考文献等完整的文章信息请参见本网站。）